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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鱼又来了攻略 原创梅光迪与胡适,敌乎,友乎?

2019-12-03

三、“决不作入京之想”

制作:童达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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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以梅光迪为代表的“学衡派”,受到新文学作家们的反击,噤若寒蝉,以致垮台,但其倡导以“昌明国粹,融化新知”为宗旨,用“改造固有文化,吸取他人文化”的学术眼光,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交点的学术态度,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
梅光迪读后与胡适继续讨论,但态度与过去发生了变化,谈了自己不轻易依附“新潮流”的文学态度,主张中庸,反对偏执激进的思想观念,显示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。

1922年,《学衡》杂志在南京创办(1934年停刊),梅光迪等人以此为阵地,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,并逐渐形成“学衡派”。他们都是留学生,学问“中西合璧”,企图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寻找批判新文学的交点,来论证他们的复古理论。所以,“学衡派”的反对,就带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。在《学衡》第一期上,梅光迪就对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开火,鉴于他与胡适的特殊关系,文章中没提胡适的名字,只是含沙射影地攻击。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“非思想家,乃诡辩家”;“非创造家,乃模仿家”;“非学问家,乃功名之士”;“非教育家,乃政客也”。原有的宽容的精神消失殆尽,论辞变得尖刻无情,甚至近于谩骂、诋毁。梅光迪痛恨胡适等人身居学界的要津,蛊惑青年学生,成为政客,“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,是可忍,孰不可忍?”这是梅光迪回国后向胡适开的第一炮。难怪胡适看了第一期《学衡》后,说这只是一本“学骂”。梅光迪与胡适的朋友关系也由此出现了转折。以前那种平心静气的学术氛围不存在了,代之是相互的嘲骂和诋毁。梅光迪在文章中把胡适当作为政客、娼优,矛头直指胡适,的确让他不快。

《宣城历史文化研究》微信版第060期

原标题:梅光迪与胡适,敌乎,友乎?

1912年,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,对此梅光迪致信,表示支持。他说:“足下之才本非老农,实稼轩、同甫之流也”,“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,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”,“足下之改科,乃我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,不可不竭力赞成”,“深望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,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,为吾先民吐气”。梅光迪是胡适转学的极力支持者,对他寄予了希望,自己也要“执鞭以从其后”。1915年夏天,在美留学生梅光迪与胡适、任叔永、赵元任等朋友讨论文学革命。改变中国文学史进程的新文学运动由此启动。同年9月,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,胡适作诗送之,“梅生梅生毋自鄙!神州文学久枯馁,百年未有健者起。新潮来之不可止,文学革命其时矣!”“且复号召二三子,革命军前杖马箠。”两人在学问上相互切磋,思想上相互激励,在许多问题上推心置腹,成为交好的朋友。

1916年7月,胡适与朋友们去美国绮色佳凯约湖泛舟,诗兴大发。事后任叔永将自己作的《泛湖即事》四言长诗寄给胡适。胡适看后否定了该诗,认为诗中用了早已死去的文字,提出了要在诗歌创作中弃死求生,诗国革命的主张。梅光迪不同意胡适的意见,主动站出来为任叔永打抱不平。于是二人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。梅光迪在信中写道,“吾辈言文学革命,须谨慎以出之,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,始敢言改革”,“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”,“足下言文学革命,本所赞成,惟言之过激,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,故不敢赞同”。可以看出,一开始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革命议题上,基本能取得一致,只是方法、形式上的差异。梅光迪已经感觉到文学革命的大潮流,但他又不能同旧文学中蛹化出来。梅光迪一方面承认小说、词曲可以用白话,但同时又主张诗文不可用白话。他与胡适争论的关键点也在这里。胡适把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诗歌上,而梅光迪却固守此文化堡垒。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,也在讨论中越来越明显。梅光迪保守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与胡适的讨论、辩难中的。他的对立和对胡适灵感的激发,都是处在朋友间相互批评、帮助的基础上的,态度、语气也是平和、友好的。

二、将胡适“逼上梁山”

梅光迪的来信引起了胡适的进一步思考,刺激和激发了他的思想。此时,胡适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从自己的专业——哲学角度来论述的;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,所以多从文学的角度出发,与胡适辩论并向其发难。二人的争论,极大地帮助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认识。胡适自己也认为是被逼上梁山的。没有梅光迪的反对意见,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认识清楚,也就下不了要求文学革命,尤其是诗歌革命的决心。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孕育与爆发,实是梅光迪催逼的结果。有这么一个反对派的朋友,也是胡适的大幸。

古人叫做欲,今人叫做要。

梅光迪满腹经纶,具有远大的学术抱负,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挚爱之情,尚未来得及有所建树就已逝去,令后人遗憾。“就他(梅光迪)对西方之了解而论,中国人能胜过他的,似乎寥若晨星。他的英文写作,既达而雅,比之西方名著,也毫无逊色”。他学贯中西,但他留下的文化遗产仅一本论文集——《梅光迪文录》。对于梅光迪,知之者不多,且都认为他是新文化的反对力量,对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,本文以梅光迪与胡适从朋友到对立为主线,力图解读出这位在中国新旧文学史上扮演特殊角色的人物,以此丰富宣城市地方史志人物的发掘与研究。

古人叫做至,今人叫做到。

“人闲天又凉,老梅上战场。

1920年,梅光迪学成归国,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、教授。次年,任南京东南大学英文系教授,1922年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。同年,聘请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吴宓到东南大学任教,共同发起创办《学衡》杂志,使之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阵地,遭到鲁迅、茅盾、郑振铎等人的猛烈攻击,不久该杂志销声匿迹。1924年,梅光迪赶赴美国,执教于哈佛大学。1927年再度回国,短期代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,旋即又往哈佛大学。1936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(与胡适同期留美)的遨请,出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,兼国文系主任。在当时,鉴于梅光迪的名气,在1938年“国民参政会”成立时,他被聘为参政员。1939年浙大文学院独立后,梅光迪任院长。在抗日的艰苦年代,浙江大学转徙至贵州北部偏僻的山区。等到抗战胜利后不久,梅光迪却一病不起,1945年12月27日,因心肾衰竭在贵阳去世。

且请平心静气,这是什么论调!

在当时的留学生中,像梅光迪这样的中国本位文化感强烈的人,是很少见的。梅光迪希望胡适振兴孔教,不料胡适成为最激进的反孔教分子。梅光迪确立的是儒家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指导。其后梅光迪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(法国文学教授),深受他的影响,文化思想与观念趋向于新人文主义,从中找到了反对新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上的支援。梅光迪强调并重视传统的继承,反对主情,反对一切激进的思想与文学革命,尤其不能接受文学的新潮和新文学的试验。胡适是杜威的门徒,信奉实用主义哲学,一生坚信不弃,并由此激发出文学革命的思想。两人思想观念格格不入,势同冰炭。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,实际上是保守与激进的斗争,新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较量。胡适与梅光迪分别代表了新文化时期对待中西文化的两种极端态度,犹如是硬币的两面,始终相反相背。个人的荣辱得失,与时代连结在一起。

一、其人小传

老梅牢骚发了,老胡呵呵笑。

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,而胡适以哲学为专业。因此梅光迪认为在文学上比胡适更有发言权。梅光迪对胡适的学问十分蔑视。他认为作为一个学问家要“为真理而求真理,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;重在自得,而不在生前之报酬。故其毕生辛勤,守而有待,不轻出所学以问世,必审虑至当,然后发一言;必研索至精,而后成一书”。美国学者顾立雅说:“他(梅光迪)是一个忠实的孔子信徒”,“但因他富于理想主义,不肯随众附和,所以无缘施展他的抱负”。梅光迪是只读不写,述而不作的。胡适恰恰相反,在各个领域都是著作等身,其中《尝试集》、《终身大事》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和第一部话剧剧本。这与梅光迪对待学问的态度相去甚远,因此遭到他的痛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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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胡适1917年在《新青年》上刊出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以及陈独秀随其后推波助澜的《文学革命论》,新文学运动空前高涨,胡适本人也借助革命,走到舆论与思想界的前沿,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,在青年中盛行一句,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。此时,胡适在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,立定脚跟后(任北大教务长),便致信梅光迪,要他回北京教书,梅光迪拒绝了朋友的好意,表示自己“决不作入京之想”,并对胡适以及《新青年》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。他说:“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,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。盖知无益也……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,何至随波逐澜……吾料十年廿年以后,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,另倡新文学。”

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梅光迪这种种局面呢。梅光迪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,有过12岁应童子试的荣光,确实读了许多古书。而到美国留学初期,因英文不佳,处处遭到歧视和嘲弄,他的朋友胡适能运用英语撰述和发表精彩的演讲,对他有一定的刺激,嫉恨心理增强。梅光迪眼睁睁看着胡适功成名就,成为学界、思想界的领袖,而自己不名一文,并沦为保守的反对派,处处遭到舆论的戏弄。更加上包办婚姻的不幸,导致他与自己的学生李今英相爱。婚外师生之恋情,又遭到非议,虽几次奔赴美国,也不顺利。他自己也承认,“迪一生大病,全在气盛。气盛则不能下人……一生吃亏,全在于此”。抗战时期,他流落西南边陲,一直到魂断贵州。一方面梅光迪极度的悲观自卑,另一方面有着自视甚高的傲慢,在这种强烈的冲突性格中,梅光迪的心态开始失衡。当胡适集哲学家、文学家于一身时,他不但没有从旁乐观其成,反到成了真正的反对派。

(作者系博士,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,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)

此后,当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时,遇到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,郭希望胡适留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译,同时兼任东南大学的教授。胡适当面拒绝说:“东南大学是不容我的。我在北京,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和古文家,这是很在意中的事;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,未免使人失望”。昔日一对好朋友,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,最终分庭于激进、保守两大阵营。1926年9月1日,梅光迪与胡适在法国巴黎相遇,胡适的印象是“别后两年,(梅)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”。梅光迪请胡适吃饭,胡适负约,说自己临时忘记。1927年胡适访问美国,梅光迪也在,因上一年胡适的负约,惹恼了梅光迪,使得他们连再一次坐到一起吃饭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梅光迪致信胡适说:“若你始终拿此俗眼光看我,脱不了势力观念,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”。

面对梅光迪的不幸与留下的遗憾,他的学生、朋友兼同事郭斌龢这样说:“(梅光迪)少游美国,为当时留学生中之翘楚,年壮气盛,抱负甚伟……又值大难,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负,即平时议论,也鲜为人所了解”。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对老朋友梅光迪的看法是:“梅君好为高论,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,其一生著作极少,殊可惜”。

梅光迪(1890—1945),字迪生,一字觐庄,安徽宣城人。梅氏是宣城望族,在文学、数学、绘画、天文学等领域人才辈出,清代桐城人张廷玉说“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,宣之旧族首梅氏”,梅氏人文昌盛可见一斑。梅光迪是宣城梅氏第33代孙,他12岁应童子试,18岁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(安庆),1909年秋天,经绩溪人胡绍庭的介绍,梅光迪与胡适(1891—1962)在上海相识,从此两人结为朋友,书信往来不断。1910年夏,与胡适同舟北上京城应考时落榜(胡适考中官费赴美留学)。1911年,梅光迪再次应考,考取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,入美国西北大学,1915年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,专攻文学。开始与胡适探讨“文学革命”话题,并逐渐走向保守,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反对者之一。

文字没有古今,却有死活可道。

在梅光迪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、东南大学时,与胡适有过接触,并时常通信。但梅光迪感到“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”,面队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,梅光迪认为,“(胡适)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,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,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……弟意言学术者,须不计一时之成败。”在这种心态下,梅光迪联合吴宓、胡先骕二人创办《学衡》杂志,发表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。

五、时耶!命耶!

古人叫做溺,今人叫做尿。”

四、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交点

对此,胡适在7月22日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,全诗一千多字都是白话文。写道:

全网都在通缉“梅姨”,她是谁,却是个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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